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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学期，20级本科新闻和19级本科播音班分别开设《新闻采访和写作》和《新闻采访》必修课，2021年9月开始由陈红梅老师主讲。国庆节后，同学们进行新闻采写综合练习，陆续提交课程作业。经补充采访修改完善后，任课老师将挑选一部分优秀作业，不定期刊发。
奔波是摆摊人的日常。
10月22日晚上9点50分，高春兰骑着电动车到达必威东盟体育平台西门，她把外卖放到外卖架上，然后倚坐在电动车上。手机屏幕发出的光亮闪烁着，三个“狼牙土豆手抓饼”群中催促外卖和询问什么时候到校门摆摊的消息不断。高春兰说这些催促的消息使她形成了条件反射，手机一亮，她就怀疑有人在催外卖了。
10分钟后，她的丈夫李建平骑着摆摊的车来了，等着购买土豆的6位学生立刻围到摊前。李建平负责做土豆，而高春兰负责打下手和送外卖。在学校门口摆摊半个小时后，高春兰对她的丈夫李建平说：“我去北门送，一会回来。”便离开了西门。每天晚上，为了给北门的同学送餐，她至少要来回奔波四次。
而在北门，夫妻俩的老朋友王旭国也在忙碌着，他已在此摆摊卖水果十年了。2000年，王旭国从老家来到上海，一开始在工厂里上班。“后来小孩读书了，（夫妻）两个人都在厂里上班，接送小孩不方便，我就想到摆摊，时间自由点。现在摆摊久了，也就不想上班了，厂里面不自由。”
他们一直在奔波。
“那时候就想出来见见世面。”
2001年，相识不到一个月的高春兰和李建平在老家山东结婚。“在老家我们是全村最穷的，家里连住的地方也没有。本来是有地种的，结了婚之后，按照农村的习俗，女孩出嫁之后原来在娘家的地就要上交给公家，我的地也没了。”来上海之前，他们也曾在老家卖过几年水果。“那时候钱不好赚。他们（从老家来上海的朋友）说上海这边好赚（钱）一点，也想见见世面，就来了。”
27岁的他们抱着大女儿登上了前往上海站的绿皮火车。除了孩子的被褥，他们没有带什么行李。“那时候没有高铁，坐车坐了一整夜，晚上十点出发，凌晨五点才到。”在上海的第一年，他们住在闵行区七宝镇一栋几乎只能放下一张床的房子中，靠收废品、卖水果蔬菜来维持生计。当时他们在上海的房租每月300块，相当于山东老家的十倍。高春兰回忆道：“物价高，老家那边馒头卖2毛，这里卖5毛，什么都翻倍，后悔了。”三年后，房屋租聘合同到期，他们离开七宝镇来到吴泾镇，从此开始了在学校的摆摊生活。
夫妻俩的摊位是流动的，必威东盟体育平台是他们摆摊的第二站。在学校摆摊之前，每天晚上七点他们会在离大学4公里外的皓都公寓摆摊。在大学外摆三个小时之后，有时他们会根据当天售卖的情况决定是否转战到附近的KTV，然后一直卖到凌晨三点。
夫妻俩在必威东盟体育平台西门口一晚上能卖出50多份土豆。对于常客和买的多的顾客，他们总会送一个肠或者鸡蛋。“在学校这边送得多，卖得也便宜，别的地方贵些。学生嘛，便宜一些。”高春兰说。
（高春兰、李建平夫妇学校门口卖土豆）
而摆摊并不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。李建平还在离家大概10分钟的中国邮政邮局工作，这份工作提供给这个家庭每月5000块的收入。每天早上七点上班，他骑着一辆中国邮政的电动车在闵行区送报纸。“车是公用车，要扣钱的，每个快递包裹送的时候也要扣钱，都要从5000块里扣，赚不到那么多。”
（李建平送报的电动车）
高春兰也不清楚这些年赚了多少钱。18年里，因为房屋租聘期限的限制，他们搬过十几次家。每个月3000块左右的房租占据了他们大部分收入。“没算过，赚多少花多少，够温饱就行。”够温饱的钱支撑着他们在上海的生活，也供养着他们在上海读小学的儿子和已经上中专的女儿。为了赚钱，他们已经三四年没有回家，在上海的这些年里也没有出去旅游过。“想回去，但手里没钱，不好意思回。”高春兰说。
“城市在发展，我们的生活没什么变化，还是那样。”李建平对记者说。他们一直为了挣钱而奔波，来见世面的他们，没有登上过东方明珠。
“那时候生意好，现在不行了。”
“谢谢你照顾我们生意，谢谢。”10月22日晚上摆摊的三个小时里，37位同学来到高春兰夫妇的摊位买土豆，高春兰便这样感谢了37次。在上海，钱并不是那么好赚，他们的摆摊生活，也并不安稳。所以，高春兰总是格外感谢她的每一位顾客。
2015年，高春兰夫妻俩和卖水果的王旭国就在必威东盟体育平台西门外摆摊，因为没有城管的约束，那个时候即使在凌晨三点半，摊贩的生意依旧很好。好景不长，三年后因为城管加强了对学校周边摊贩的管束，西门外的摊贩被驱逐。
“很多人都离开了，因为城管。”李建平对记者说道。
为了躲避城管，王旭国把摊位从西门转移到了北门。
王旭国在学校门口摆摊十年了。这十年里，为了买到便宜又新鲜的水果，他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去浦东沪南路上的批发市场进货，七点回到家里吃早饭，八点左右开始卸货。九点他在外送群里发布群公告和当天的水果价格，每天中午11:10、下午4:10、晚上7点和9点是他向学校配送水果的时间。
（王旭国在外送群里每天早上都会发送一遍的群公告；
“喜欢的水果王”是其摊位名称）
晚上十点，他和高春兰夫妇一样在门口摆摊，一直到晚上十二点。十年如一日，王旭国很享受现在规律而自由的生活，“之前没有自由的时间，现在每天想休息就休息。”王旭国笑道。
和其他摊贩一样，一辆电动车架起了他的全部营生。架在电动车上的照明灯是王旭国用晾衣杆、胶带纸和灯泡自己组装的，电动车的座位的右边放着电子秤，电子秤的前方放着一个纸盒箱，里面装着塑料包装和保鲜膜，电子秤的旁边散落着两把水果刀。王旭国拿起其中一把，手翻转，刀刃向上，熟练地切开香蕉。
（王旭国摆摊卖水果的场景）
在北门摆摊的前一个小时里，71位学生来他的水果摊买水果。这期间，他一直在走动，走到摊位右侧补货，又回到左边切水果，再绕回摊位前面收回装水果的泡沫箱。即使在没有顾客的空档时间和记者讲话，王旭国依旧忙碌着，不停地摆着被弄乱的水果。“今天人算少的，以前生意好，现在白天不能摆摊，只能送外卖。五六年前城管不管的，现在还要躲城管。被城管抓过，轻的时候罚款，重的时候全都没收。”
11月1日，王旭国在送水果的外卖群里发送了一条消息：“这两天城管管得紧，摆摊时间待定。”11月2日，因为城管巡查，王旭国又推迟了摆摊的时间，并躲在必威东盟体育平台旁边一个中学的停车场里。当晚9时57分，记者来到学校门口，发现学校门口只有一家卖红薯的摊位，很多同学正围着摊子购买红薯。一分钟后，王旭国横穿马路来到红薯摊位，提醒摊贩城管要来了。说完话，他一边向其他的摊贩发微信，一边环伺着马路上的车辆，返回马路对面。
从停车场出来后，他更换了“藏匿”的据点，转战到学校北1门前的一处绿化带。站在绿化带旁路牙上，他的目光始终紧盯马路，搜寻着城管巡查的车辆，并不断和分布在学校周边的其他摊贩交流信息。此时，高春兰夫妇也在三个“狼牙土豆手抓饼”群中分享了为躲避城管而变动后的位置。
（王旭国站在高处观察情况）
期间有四位买水果的同学找到了王旭国的“藏匿”地点来购买水果，但是因为害怕被城管发现，王旭国全程不敢开灯，整个水果摊光线很暗，以至于一位同学买错了想要的水果。
“再不出去，11点后宿舍就有门禁了，学生就少了，今晚的收入也就困难了。”10点24分，王旭国向外卖群里发送消息：“现在去北门摆摊了。”而后就坐上驾驶位发动三轮车来到北门，掀开盖在三轮车上的篷布以后，一群同学立刻围了上来。
这样的拉锯战常常上演，躲城管似乎成为学校附近摆摊人的必修课，“我们是城管的‘常客’，被抓了要没收所有东西。”高春兰夫妇告诉记者，“没收了还有车，家里有五辆车。”
五辆车，承载了他们生活的全部希望。
“还是要读书。”
尽管要东躲西藏，生活仍旧要继续，钱总归要赚，校门外的摊贩们依旧在奔波。
“再送，再送。”高春兰用语音转文字回复群消息，并对记者说道：“管他哪个再呢，不会打字写字，反正他们都理解。”
高春兰没有读过书，这一辈子都在靠力气生活。她出生的那个年代“既没有读书的意识，也没有那个条件。”那时候，他们整个村子上只有一所学校，而这一所学校要接收附近四个村子的学生，李建平在这所学校里读到了小学五年级。“没有文化肯定是不行，现在是网络时代，我们手机都不会玩，老了才意识到读书很重要。”李建平对记者说道。
外卖群里的同学们在议论点“闪送”外卖APP帮高春兰送土豆，高春兰并不知道“闪送”是什么，嘟囔着“是不是嫌我们送得太慢了。”
高春兰和李建平的儿子像他的姐姐一样马上就要离开上海了，因为没有户口，只能在上海读完小学。现在他上的学校是为没有户口的外地学生专设的，上学需要从家出发骑40分钟电动车。谈及儿子的学习，高春兰总是很担心：“他不愿意学习，一学就哭，特别讨厌数学和数学老师，数学很差。”她的儿子也没有上过校外补习班，“学校现在有辅导的，都有老师看着。”李建平和记者讲道。“看着有啥用，他不学能咋办。”高春兰在一旁应着。
“以后等他回山东，就上寄宿学校”，李建平说，“我们不会回去了。”
高春兰夫妇决定留在上海，在学校读书的女儿和儿子，就是他们靠力气吃饭的动力，孩子们代表着现在与未来。高春兰夫妇继续在上海奔波着，用他们的双手撑起这个家。
那双手是黝黑的，上面沟壑遍布，被热油溅伤的伤口已经结痂。
（高春兰被烫伤的手）
晚上十一点半，星月高悬，照亮了高春兰夫妇的摊位。他们结束了一天的摆摊，烟火之间，李建平高喊：“结束战斗！”
与此同时，王旭国收起他的水果，骑着他的电动车，消失在夜色里。
（文中高春兰、李建平、王旭国、皓都公寓均为化名）
采写 | 20新闻 孙华坤 刘文颖
